新一轮高考改革应争取“利益相关者”认可
 
 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提出——

新一轮高考改革应争取“利益相关者”认可

中国高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公信力最强的国家级考试。每年,全国有数百万名考生通过高考选拔进入大学。这样一项关系千万家庭利益,对促进教育公平作用巨大的制度为什么要改?改什么?怎么改?新一轮高考改革启动以来,整个社会都在热议上述问题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专访时表示,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,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需求,增加学生自主选择权,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,力图实现促进教育公平、高校科学选才、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。在操作层面上要遵循规律、试点先行、稳妥推进。

学生和家长感受最直接的考试制度未来怎么改?“从上海和浙江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情况看来,将来6月份只考语文和数学,英语将实行一年两考。”钟秉林说,“未来高考,不再进行文综、理综统考,而是学生在高中阶段课程中自选3科,平时参加等级考试,加权赋分,计入高考成绩。”

在钟秉林看来,未来高校录取学生时,在语数外统考成绩和学生自选3科成绩的基础上,将更加看重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。同时,对自主招生、定向招生、注册入学和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方式仍将继续探索。“重要的是所有录取工作都要放在阳光下进行”。

在钟秉林看来,当下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。在这个背景下,大学分层分类趋势明显。不同层次和类别的高校选拔人才标准不同,方式不同,一张卷子已经不适合高校选拔人才的多样化需求。

从基础教育发展的角度看,高考也需要进行改革。目前,中国基础教育普及程度很高,当前教育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向深化课程改革和学生评价制度改革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、提高培养质量的新阶段。高考也需要作出相应的改革,适应和服务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。

 “还有一个现实原因促使高考必须改革。”钟秉林说,“一些初衷很好的制度设计,在执行过程中走偏,使教育公平性受到损伤。”他说,比如高考加分有政策补偿性加分和奖励性加分两类。奖励性加分政策设计的初衷,是为了打破“一考定终身”“唯分数论”的局限,对那些具有体育艺术特长、科技竞赛获奖的考生和“三好”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等,在录取时给予适当加分,鼓励学生全面发展。但在执行过程中,出现了加分名目繁多、加分幅值过大、身份造假等问题,极大损伤了教育公平。

2017年,上海、浙江将全面实施高考综合改革新方案;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海南4省市将正式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。如何平衡各方利益,如何评价改革成败?钟秉林说,教育改革压力大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,不同价值取向相互矛盾,甚至激烈冲突。评价高考改革成败,一个重要标准就是“利益相关者认可”。这就需要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、高等学校与中小学校协同改革、共同探索;需要学校、政府与社会协同联动,形成改革共识与合力;需要审慎权衡,加强试点跟踪和政策评价,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。

“我觉得,改革走出一步总比原地踏步强。”钟秉林说。

 

文章来源:《中国教育报》201731006版,详情请点击http://paper.jyb.cn/zgjyb/html/2017-03/10/content_473824.htm?div=-1


 
责任编辑:孙新华  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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